宏观巨变必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行业高质量发展必有龙头企业突破、蝶变、脱颖而出，而龙头企业脱颖而出必有优秀、卓越的管理者（层）引领。
2015年以来，中国钢铁又经历了一轮周期。2015年钢铁“寒冬”，钢价持续下跌，一度跌破2000元/吨，全行业、全产业链巨亏，一大批钢企陷入经营难以为继的状态。2016年，行业恢复性增长，实现整体盈利。2017年—2021年行业持续高盈利。2022年，行业再陷微利。
但不同于2015年的信心坍塌、前途迷茫，依托于整体健康的资产负债表、稳健的经营现金流、更大的供给弹性、更好的竞争格局，2022年中国钢铁既正视眼前的经营挑战，也在原料端解决“卡脖子”问题、供给端更好地发展“专精特新”产品、生产端更绿色低碳以及行业格局持续优化等中长期发展问题上持续发力。
无疑，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中国钢铁业的发展是高质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机遇、2012年—2015年行业低迷期累积的自发变革压力和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需求韧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但这些并不能保证高质量发展必然出现。全行业整体进步，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突破、蝶变、脱颖而出，才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落地的关键。
从3个典型案例
看中国钢铁高质量发展
过去几年，钢铁业龙头企业带头突破的案例很多。如中信特钢在特钢领域不断做强做大，完成整体上市；鞍钢整体走出困境，鞍本重组成功落地；久立特材、永兴材料等一批江浙民营钢铁集群在“专精特新”领域持续深耕，有所突破；青山集团更是依托“RKEF镍铁冶炼工艺+印尼镍资源布局”引领全球不锈钢发展并进入新能源领域；德龙钢铁重组渤钢；建龙集团不断扩张；方大系在谋求钢铁行业整合机会外，整合了海航集团；等等。以下3个案例可以作为典型重点分析。
中国宝武：兼并重组的引领者。中国宝武一直是行业龙头，历任领导均对行业做出过贡献。陈德荣自2014年8月起任宝钢集团总经理，2018年6月起任宝武集团董事长，他和中国宝武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如“钢铁+互联网”、国企国资改革（中国宝武是首批转正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之一）、积极布局铁矿石领域等，但笔者认为最杰出的成绩仍是对行业兼并重组的贡献。
长期以来，行业集中度低是中国钢铁业的顽疾，直接导致竞争格局不佳。2017年，钢铁行业已出现高盈利。按常理来说，高盈利时期，很少有企业愿意被收购，即便收购成功，收购方也需要支付很高对价，因而景气高点的成功收购案例并不多见。这也是过去几年，民营钢企兼并重组案例不多的重要原因。
假设2022年竞争格局仍与2017年类似，面对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2017年的钢铁行业表现恐怕连微利都难以做到。2017年—2021年是行业高盈利叠加供给侧改革红利的5年，是重要的战略时间窗口。若是在这5年内，行业格局和集中度没有积极变化，行业格局重回标准周期模式，大概率会呈现2012年—2015年的阵痛。
在行业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市场化推动兼并重组并不顺畅的时间窗口，中国宝武另辟蹊径，2019年和安徽省达成协议兼并马钢集团，2020年和山西省达成协议兼并太钢集团。这两起重组引导重塑了各方对钢铁业兼并重组的看法。
马钢和太钢均是规模较大、资产负债表健康、盈利较好、产品有特色、技术研发实力较强的地方国企。从市场化角度出发，很难想象他们会成为被并购对象。尤其是太钢，在煤炭独大的山西省，太钢是难得的制造业名片。收购太钢后，中国宝武兼并地方优质钢铁国企的现实可能性已很少被质疑。
中国宝武从兼并优质地方国有钢企开始的路径，打破了行业战略机遇期市场化兼并重组不顺畅的僵局，增强了各方对钢铁业兼并重组的认知和信心。这种认知和信心上的变化又推动了更多的兼并重组出现，如鞍本重组，对市场化兼并重组也有潜在助力。中国宝武探索的这条路径就是行业兼并重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微观基础。
华菱钢铁：全面质的飞跃。华菱钢铁及母公司湖南钢铁集团（原为华菱集团，2022年2月21日更名为现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发生全面质的飞跃的钢企代表之一。
华菱钢铁2015年资产规模约765亿元，负债率为86.05%，净利润为-40.2亿元；2016年净利润为-15.5亿元。可以看到，2015年和2016年，华菱钢铁处境非常艰难甚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然而，2021年，华菱钢铁资产规模约1066亿元，负债率降至52.88%，净利润104.68亿元。再看过程，2017年—2021年连续5年高盈利，合计实现净利润379.84亿元。在盈利大幅下滑的2022年，其前3个季度依旧实现58.65亿元的净利润。
湖南钢铁集团2015年资产规模约1167亿元，负债率为86.56%，净利润为-39.5亿元；2021年资产规模约1372亿元，负债率降至51.93%，净利润为131.97亿元。2017年—2021年亦连续5年高盈利，合计实现净利润400.52亿元。
华菱钢铁及母公司湖南钢铁集团均在财务上实现了资产负债表修复。总资产超过千亿元的产业类企业实现资产负债表修复的案例并不多见。除了内生高盈利外，华菱钢铁也积极谋求权益融资。华菱钢铁通过定增实现了母公司部分“债转股”的转股退出，并通过可转债转股和可交换债转股将约60亿元的债务融资转为权益。
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外，华菱钢铁的产品竞争力和内部激励机制也均有着质的提升。中厚板和钢管等传统优势品种盈利能力显著增强，重点发展的汽车板业务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电工钢布局也初具规模。
2017年之前的华菱钢铁业绩在钢铁行业内并无特别的靓丽之处；2017年之后，持续高盈利且盈利能力明显强于行业平均水平。2022年虽盈利与行业同步下降，但降幅小于行业平均水平。
从开始变革到出成绩需要时间，大型钢企更是需要时间，这些成绩主要得益于曹慧泉、曹志强等几任领导人的高水平表现。
三钢闽光：从“黑马”到“白马”。三钢闽光及母公司三钢集团是福建省属钢铁国企。福建并不是钢铁重镇，三钢规模在地方钢铁国企排名并不靠前，产品结构以建材和普通中厚板为主，属于典型的普通钢企。2015年，三钢闽光资产规模约71亿元，负债率为76.85%，净利润为-9.29亿元；但2016年便实现净利润9.27亿元，借助连续两次定增资产规模增加至约126亿元，负债率降至41.97%，成为钢铁业的一匹“黑马”。
2017年和2018年，三钢闽光更是突飞猛进，分别实现净利润57.43亿元和65.17亿元；2018年资产规模上升至282.18亿元，负债率降至34.75%，从“黑马”进一步升级为众多钢厂对标学习的“白马”。
2021年末，三钢闽光资产规模为约460亿元，负债率为49.33%。资产规模的增加与收购集团资产及更新升级装备有关。三钢闽光成功地利用较好的经营形势大幅提升集团的资产证券化率，推进产能优化布局和设备更新升级，弥补短板，长期发展动能显著增强。黎立璋长期在三钢工作，2015年至今一直是三钢闽光和三钢集团的董事长，是这些发展的推动者。
新形势新挑战仍需引领者担当有为
2022年，钢铁业盈利大幅下滑。从短周期看，是因为疫情管控和房地产业大幅下行导致需求收缩所致。2023年，随着疫情常态化管控及房地产市场有望筑底恢复，钢材需求也有望恢复，叠加较好的供给结构，行业盈利有望实现有力度的反弹。
但从更长时间维度看，2017年—2021年维持行业持续高盈利的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供给侧政策红利，2012年—2015年市场累积的自发变革压力，2016年—2021年的需求韧性，这三股力量均有变化。
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的经济政策主线。但不同于2016年—2018年，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钢铁业都很难成为政策重点。
自发变革压力的红利也在两方面发生变化。一是持续高盈利，生存压力骤减，行业总量无大增长，以结构变化为主，会减弱谋发展的动力。部分民营钢企大力发展非钢业务或与此有关。二是市场本身是无情的，2012年—2015年压力期的各类挖潜为2017年—2021年带来超额收益，但当这些挖潜成为行业标配后便再难贡献超额收益。2022年部分优秀钢企表现不尽如人意或也反映此点。
对于需求韧性的变化要更加重视。2015年，“中国钢材需求峰值已现”的观点曾非常流行。但随着全球经济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低速增长，国内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持续增强，钢材出口（含制造业间接出口）表现不错。2017年—2021年，房地产持续5年每年17亿平方米的销售量，也拉动了国内钢材特别是建筑钢材的需求。相较2015年，2022年中国钢铁体量从8亿吨量级增长至10亿吨量级。2015年的需求峰值论断显然被证伪。
当下房地产重回支柱行业定位，房地产需求基本盘仍然巨大，但高负债、高杠杆和高周转的发展模式已暴露其巨大负面影响和不可持续性。继续走通过刺激房地产拉动内需、消化过剩产能的路，与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及更广泛的金融风险显然也是抵触的。通过“房地产+城投”加杠杆的方式来消化经济发展失速或不均衡正转向“房地产+城投”有序化解自身风险，这一变化对需求的潜在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这次真的需要做好“中国钢铁需求峰值已现”的思想准备。
关于中国宝武探索的兼并重组路径，要肯定其抓住战略机遇期开创了新格局，但这条路径也是有边界约束的。当下的中国宝武已是一家巨型生态性企业，整合出效益才是最终落脚点。针对2022年的经营效益，陈德荣也坦言“规模很大，但效益不高，需要提高内部效率”，中国宝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探索出有效率的微观基础。今天的中国宝武需要在新环境下，在更多基地和更多品种上进行这种探索。
兼并重组、提升行业集中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比如，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是否一定能带来更好的铁矿石采购条件都存有很大疑问。过度过快的兼并重组乃至持续性高盈利也未必一定有利于行业的持续进步。
整体而言，虽然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有了接受挑战的实力和底气，但面对这一轮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中国钢铁产业格局还将继续改变，企业间竞争力差距会更加显性化，龙头企业仍需既快速应变又保持定力，把握好经济周期，继续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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