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重整山河，就在当下。
1、“微笑曲线”式整合
5月13日，河南第一大钢铁公司安阳钢铁突发重磅公告，控股股东安钢集团拟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的另一方则是国内最大民营钢企沙钢集团，双方已经签订《沙钢集团参与安钢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意向协议书》。根据现有的产能计算，如果整合成功，沙钢集团的产能将超5000万吨。
而在此前，辽宁省政府的一纸公文再次激活了鞍钢和本钢的“联姻”，继2005年鞍本集团（由鞍钢和本钢联合重组成立）成立后，鞍钢与本钢的重组又进入实质性阶段。一旦完成，两家钢企的粗钢产量将达5900万吨，届时将成为国内仅次于宝武集团的第二大钢铁公司。
钢铁巨无霸宝武集团也没闲着，去年先后合并了太钢，托管了中钢，接手了重庆钢铁，今年又拿下了昆钢。
兼并潮如火如荼，众多中小钢企也参与其中。
今年2月，建龙集团托管邢钢；3月5日，韶钢松山与粤北钢铁敲定合作协议；而3月底以来，鄂城钢铁先后与十堰榕峰钢铁、大冶市华鑫实业有限公司、华航特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标的多，选择广，看似毫无章法的整合，实则草蛇灰线，终有迹可循。
梳理路线可知，此轮整合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宝武集团整合效益较好的国企，而以建龙、德龙、敬业、方大、沙钢等为代表的优质民营钢企则主要整合民企和已经深陷泥潭的国企。
宝武集团和头部民企各执一面大旗，随着兼并整合而不断强大，资质较差的低效企业逐步退出舞台。
截止到2020年，我国钢铁企业CR10在37%左右，按照《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这一比例在2025年要提升至60%。
在可预见的将来，兼并重组还将继续。
2、危机倒逼改革
在上行时扩规模，在下行时去产能，这是钢铁产业兼并重组的两大源动力，中国显然属于后者。
截止到2020年，国内粗钢产量达到10.53亿吨，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但钢铁行业的平均吨钢毛利却一降再降。
不断攀升的粗钢产量，不升反降的产业集中度，持续压缩的利润空间，钢铁行业无法割掉的顽疾始于十几年前的一场危机。
为应对2008年金融风暴的冲击，国家直接砸四万亿搞基建，回头来看，这个“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带来了众多的后遗症，钢铁行业的臃肿就是其中之一。
经济建设刺激了钢材需求，国内钢企鼓足干劲、大上产能。2008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还只有5亿吨，到2012年直接突破7亿吨，期间增长了40%，国内钢铁企业数量也在这一年飙升到11031家，同比增长了66.6%。
供给显然大大超越了市场需求，价格是最好的证据。
1994年，中钢协编制了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起点为100点，到2012年8月24日，该指数已经降到了103.28点，一夜回到18年前。
时任中钢协名誉会长的吴溪淳曾公开表示：“中国钢铁崩盘了。”
下游市场过剩，上游却还要任人宰割。
2003年—2008年，铁矿石价格从33美元/吨涨到了140美元/吨，期间中国钢铁企业因铁矿石涨价而多支出了7000多亿元。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游铁矿石巨头抱团出击，而中国钢企则各自为战。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中国人如一盘散沙。
吃尽苦头的中国企业试图在2008年组织反击，但几大铁矿石巨头一商量，不仅不降价，而且不再保量，最后妥协的还是中国人。
而随着新一轮的快速扩产，好不容易有所聚拢的钢铁行业再次走向分散，CR10从2010年的48.6%下滑至2015年的34.2%。
到2015年，国内钢铁行业的亏损面已经超过50%，产能利用率不足67%，作为龙头的宝钢集团也未能独善其身，其钢铁主业的利润总额在那一年骤降到-84.5亿元，武钢则以75亿的净亏损额成为A股“亏损王”。
普遍亏损的另一面是乱象丛生。
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曾透露，德龙在入驻天铁发现其吨钢耗电量一直超标，调查之后才发现是有人偷电去挖比特币了。此外，天铁有400多个银行账户，连会计都不知道公司到底有多少钱。
内忧未解，外患又来。
国际市场对于中国钢企的低价销售倍感愤怒，美国公开指控40家中国钢铁企业在部分钢材产品上存在不公平竞争的行为，默克尔则跑到北京“诉苦”，声称德国钢铁企业的日子没法过了。
与此同时，巴黎气候大会直指碳排放问题，中国不得不表态，而钢铁是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时至今日，钢铁行业在国内的碳排放量占比也还有13%-15%，如何控制排放成了一大难题。
低效、亏损、污染，中国钢铁业病了，政府不得不介入。2016年，以宝钢和武钢的合并为标志，一场自上而下推动的钢铁业兼并重组大戏拉开帷幕。
3、曲折前行
以结果论成败，此轮改革无疑是成功的。
2019年，德龙重组渤钢集团，合并后的新天钢集团在当年的产值就同比增长72.7%，实现利润1亿元，企业职工收入增长16%。
作为“头雁”的宝武集团在近几年连续入围国际钢动态（WSD）全球最有竞争力钢铁企业名单。根据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去年宝武集团已经首次超过安赛乐米塔尔，在世界钢企排名中位列第一。
改革成果一目了然，成功背后的辛酸却少有人知。
钢铁产业的调整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虽然兼并重组的浪潮已不可阻挡，但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渤海钢铁重组落地后，丁立国公开对外吐露心声：“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破产，也经历过生死，但对于渤钢的收购，有太多事件在预估之外。”历时468天的谈判和洽谈让这个“钢铁汉子”也吃不消了，需要疯狂一把。
负债3000亿元，资产却只有1300亿，资不抵债的渤海钢铁在重组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公司有1万多家债权人，几乎把天津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坑”了一遍，银行对其重组也保持了谨慎观望态度，借不到钱的丁立国只能自己想办法。
此外，钢铁企业事关地方税收、GDP和就业，重组的社会成本是一块极大的隐性负担。以就业问题为例，企业被兼并之后，一部分人留下涨薪，另一部分人可能就要面临失业，为了妥善做好处理，丁立国不得不亲自到职工家里座谈。
再比如，德龙入主后提出将生产由“四班两运转”改成“四班三运转”，随即引发工人的强烈反应，一个小的变动就激起浪花，改革阻力可见一斑。
因重整海鑫集团而名声大噪的建龙素有钢铁行业“并购王”之称，2019年，张志祥挥师北上，一举拿下西北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申银特钢，并成立宁夏建龙。
资金严重不足导致原材料供应断断续续，设备陈旧到无法满足生产，并购前的申银特钢可谓是内忧外患，别有一番景象。建龙的工程师入驻后希望重新激活企业，但长期的欠薪让员工积极性全无，项目也只能是起起停停。
有媒体曾进厂采访混改后的情况，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难”。
张志祥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绝活，让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建龙入主当年，申银特钢即扭亏为盈并实现产值过百亿，重组后不到20个月的时间，宁夏建龙的产量和收入就达到了过去六年的总和。
一切看起来已经重回正轨，但历史遗留矛盾却再次激化。
作为此前申银特钢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杨昭平控制下的晟达通电厂曾在申银特钢资金断裂时被拿来进行抵押贷款。在此之前，晟达通电厂和申银特钢就有复杂的股权和债务纠纷，积怨已久。
德龙入主后选择另起炉灶，兴建了新的发电厂，听闻此事的杨昭平不干了，因为他的晟达通电厂很可能会被抛弃，双方矛盾再次升级，“旧恨”里又多了“新仇”，这个“死扣”至今未解。
相对于民企间的整合，有国企参与的兼并重组还要考虑如何处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当下的安钢和沙钢便是如此。安钢是河南正厅级国企，人员关系复杂，而沙钢是江苏的民企，沙钢与安钢的混改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钢铁行业跨区域整合的主导权之争，这也是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4、注定的归宿
回看钢铁百年发展历史，显著的规模经济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产业走向集中乃是必然，中国钢铁产业的当下和未来完全可以在发达国家找到镜像。
美国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钢厂，经过一轮轮的兼并重组后，目前还剩下不到10家，其中美国钢铁集团、米塔尔钢铁集团和纽科钢铁集团合计占据了美国钢铁总产量的近70%。
美国钢铁产量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但随后便因日本重工业的崛起而快速滑落，里根政府试图通过高筑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受到庇护的钢铁公司反倒失去了整合和技术升级的动力，苟延残喘了20年，最终还是在破产的压力下走向兼并统一。
同时期的欧洲则采取了与美国政府完全不同的做法，关闭低效企业，压缩过剩产能，跨国重组更是极大的提高了欧洲钢铁公司的实力，到1997年，全球前十大钢厂中有六家来自欧洲。目前欧盟前五大钢铁企业（安米、蒂森克虏伯、塔塔钢铁欧洲公司、瑞典钢铁公司和奥钢联）的粗钢产量占到了欧盟粗钢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同样顺应并购潮的日本也是赢家之一，其在八十年代一举完成对美国的超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一大钢铁大国。如今日本国内的钢铁产业也呈现出三分天下的局面，新日铁、日本钢铁工程控股公司、神户制钢等三家钢铁公司控制了日本80%以上的钢铁产能。
关于中国钢铁产业的终局，国务院也已经给出答案。
到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60%-70%的产量将集中在10家左右的大集团，具体被描述为三股势力：3家-4家8000万吨级的钢铁集团、6家-8家4000万吨级的钢铁集团以及一些专业化的钢铁集团。
未来五年，国内大多数的钢铁企业恐怕只有两个选择：被关停，或者被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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