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战略分为市场国际化和产能配置国际化2个层次，产能配置国际化是市场国际化的升级版。在世界钢铁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中，以钢产量计，2020年中国有7家钢铁企业位居全球十大钢铁企业之列。但与有类似规模的国际同行相比，产能配置国际化是中国头部钢铁企业需要弥补的短板。
通过从市场成长性、获得产能的难易程度和市场需求量几个维度进行综合比对，笔者认为，中国钢铁企业在实施产能配置国际化时，应以东盟、非洲的环几内亚湾地区、欧盟及北美自贸区为重点。
落子东盟“钢铁金三角”——钢铁产能投资应着重填充东盟因出口减少留出的市场空间
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涵盖了东盟十国和它的6个对话伙伴国，中国是经济体量最大的对话伙伴国。该协定要求签署国相互给予国民无差别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这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通过在当地配置产能，提高在东盟钢铁市场渗透率的驱动力。
紧邻中国的东盟国家目前是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也是中国钢铁企业产能配置国际化理想的起点和练兵场。近期，东盟的经济发展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优等生，同时是一个人口超6亿、具有每年8000万吨钢材需求的市场。
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3国具有经济发展潜力大、政府亲商、海运便利、靠近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等综合优势，适合设立中国企业擅长经营的长流程钢铁企业，被称为东盟的“钢铁金三角”。仅就碳钢产品而言，中国的投资近期已在上述3国完成了4个长流程项目，另有至少3个年产钢能力达1000万吨及以上的长流程项目正在推进中，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项目规划了2000万吨的年产钢能力。
越南是东盟中用钢强度最高的国家，也曾是大型长流程产能的投资热点。但在台塑河静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民众展现了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加上媒体对政府不当操作的报道，给后来的投资者敲响了警钟。2020年8月，因担心产能过剩，华森集团在越南南部投资100亿美元建设长流程产能的计划未获批准，这为越南持续多年的钢铁投资热画上了终止符。
在东盟五国中，泰国和菲律宾的用钢自给率最低，这与两国都存在大量依赖进口钢坯为原料的轧制产能有关。这些产能不具有在成本上与全流程企业持续竞争的优势，只能依赖某种非市场化的保护措施而生存。相较而言，菲律宾政府对引进外资的长流程产能持更开放的态度。
总体而言，东盟钢材市场是中国家门口的国际钢材市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东盟进口钢材的最大来源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东盟国家的钢材需求也主要来源于建筑业。虽然各国有所不同，但建筑业钢材需求在钢材总需求中的占比都在60%~90%之间。目前，中国鼓励减少钢材出口，中国企业投资的东盟钢铁产能应考虑填充因此留出的市场空间。
布局环几内亚湾地区——发展潜力与主权风险并存
几内亚湾沿岸地区是非洲最大的人口、经济和钢材消费中心，也是另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钢铁市场。据统计，几内亚湾周边11个沿岸国家的合计人口大约为4.7亿，总面积为622万平方公里。2018年的GDP（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万亿美元，2019年的钢材需求量大约为2700万吨。其中，仅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一国的年钢材消费量就达1700万吨。与其他欠发达地区类似，建筑业主导着几内亚湾沿岸地区的钢材需求。由于缺乏长流程产能，该地区是非洲三大钢材消费中心中产能竞争力最弱的地区，2019年，进口钢材在尼日利亚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7%。
南非有着非洲传统的制造业，但其钢铁需求已进入衰退期，相较之下，几内亚湾沿岸地区仍处于钢铁产能爆发性增长的前夜，在该地区建设新的钢铁产能将被证明是一个更具前瞻性的选择。
上述11个非洲国家均为非洲自贸协定签署国。几内亚湾及周边沿岸地区港口间低廉的船运物流、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钢材市场的有效跨国整合，整合后的市场规模足以支撑大型钢铁项目。
相对于需要进口铁矿石的东盟，几内亚湾沿岸地区的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高品质铁矿石资源和发达的油气产业，可就近为钢铁企业提供原料和能源。特别在尼日利亚、喀麦隆和加蓬3国，为避免国家经济过度依赖油气收入，有关政府正大力提倡经济多元化，尤其要发展含钢铁在内的制造业。同时，这个地区丰富的高品质铁矿资源非常适合希望同步推进产能配置国际化、加大对上游供应链控制力度的钢铁企业。投资者可以在建设钢铁产能和争取获得高品质铁矿石资源两方面齐头并进、相互协同。
在多个非洲国家都曾发生过海外投资资产被强制国有化的事件，投资非洲的主权风险也被媒体反复报道。 这也是为何在几内亚湾沿岸地区虽然有充足的钢材需求、理想的原燃料供给条件以及明显的成本优势，但是鲜有投资者愿意涉足全流程钢铁制造这种重资产行业的原因。风险与机遇往往是并存的，没有风险，机遇也就不存在了。中国政府与几内亚湾沿岸有关国家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笔者认为，透过这种国家间的良好关系，中国投资者在管控该地区项目的主权风险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捡漏欧美——中国钢企在欧洲有更多长流程产能的并购商机
新冠肺炎疫情前的2019年，欧盟、北美自贸区(参与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年钢材需求量分别约为1.58亿吨、1.35亿吨；2020年，这两个区域分别聚集了全球汽车产量的18%、17%，汽车产能的17%、14%，而汽车业是高附加值钢材的最大用户。欧盟和北美3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用钢强度都已进入衰减期，但在细节上仍有较大差异。首先，欧盟和北美3国在21世纪头10年用钢强度的年均衰减速度比之后的9年快得多，而在前后19年间，两地用钢强度的差异却变化不大。2000年，北美3国的用钢强度只为欧盟的58%，2019年只下降到56%。相较而言，欧盟经济比北美3国更依赖于用钢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和税收机会。因此，欧盟国家对钢铁业的外来投资也怀抱更开放的态度。
欧盟的钢铁产能已多年未见增长，北美3国的产能变化也仅限于以短流程产能代替长流程产能，如美国长流程粗钢产能在粗钢总产能中的占比已从1990年的63%下降到2020年的29%。在欧美市场中，以并购的方式获得产能成为外来投资的普遍选择。由于北美3国的长流程产能在所有权上已高度集中，整合北美产能的机会大多出现在中国企业不擅长的短流程领域，而在欧洲，中国的钢铁企业似乎有更多长流程方面的并购商机，如河钢和敬业集团就先后在塞尔维亚和英国获得了长流程产能。
由于目前钢价高企，钢厂盈利激增，整个钢铁行业的估值处于高位，不是并购钢铁产能的好时机，投资者需要等待下一个行业周期谷底的到来。同时，北美和欧盟的钢铁行业都未为新冠疫情高峰后经济的快速复苏做好准备，根据以往的经验，预计最早到2022年，钢材需求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对钢铁出口商而言，美国是一个受到过度保护的市场。自2018年3月28日起，根据232条款美国对除豁免国家外的所有进口钢铁产品全面加征25%的关税。另外，美国还在主要的板材产品上对相关国家实施包含加征关税在内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根据标普全球能源资讯提供的数据，过去10年里，美国热轧板卷的价格平均比中国高28％。高钢价虽然保护了美国钢铁制造商的短期利润，但损害了用钢制造业的竞争力，无疑将推动用钢制造业的外移。
同样，欧盟深知其成员国在开放的钢铁贸易中不占据成本优势等竞争优势，为保护本土钢铁产能必须采取贸易保护手段。为此，欧盟按季度为每个外部钢材出口国设立出口到欧盟的钢材限额。2017年以来，欧盟除对含中国在内的6个国家的钢材实施了反倾销措施外，还单独对中国的钢材实施反补贴调查。
在许多欧美国家，工会组织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都有重大或决定性的影响力。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德国法律规定，公司的决策机构中应为工会代表保留席位。数年前，德国金属工会就成功在塔塔钢铁欧洲分部与蒂森克虏伯钢铁部门的合并谈判中设置了前提条件，欧盟的反垄断监管机构在阻止塔塔钢铁欧洲分部与蒂森克虏伯钢铁部门的合并中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举表明，欧盟头部钢铁企业的进一步整合已跨越了欧盟的监管红线。
简而言之，中国投资者在投资美国时将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敌意。将与中国的商业竞争政治化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一个特点，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他的观点在美国的铁锈带（最初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现可泛指工业衰退的地区）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力。这里不仅是特朗普的票仓，也是美国长流程钢铁企业的聚集地。在美国媒体上，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来自铁锈带的商界人物背弃在商言商的传统，对中国和中国同行进行无中生有的诬陷和攻击。这些舆论无疑将增加美国选民对中国的误解，削弱中美发展正常经贸关系的民意基础。
钢铁供应链纵向一体化——海外投资的当务之急是争取铁矿石定价话语权
钢铁企业和铁矿企业在钢铁产业链中是上下游关系，原本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在二战前很多矿山甚至就是钢铁企业的一个分支，如中国早期的冶金企业汉冶萍公司。上世纪60年代，日本企业为打破缺乏原料对其扩大钢铁产能的约束，与英国和澳大利亚资本合作开发了皮尔巴拉的铁矿资源。皮尔巴拉及后来巴西北部卡拉加斯项目的开发使国际海运铁矿石市场的规模得到极大扩张，这个市场使缺乏铁矿资源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同样具备了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工业的条件。
为弥补国内铁矿石数量和品质上的不足，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投资海外的铁矿项目，并在澳大利亚和南美都有所斩获。但这些权益矿的增加远无法与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增加同步。在1998年冶金工业部被撤销后，中国缺乏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官方机构为海外铁矿项目的投资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调，中国钢铁企业在对海外铁矿石资源的争夺中各自为战，基本上被边缘化，只能开发一些质次价高的资源。
与中国钢铁市场处于充分甚至过度竞争的态势不同，目前海运铁矿石已成为一个寡头垄断的行业，4家铁矿石巨头共同掌控着进口铁矿石的定价权。即使70%的海运铁矿石都运往中国，也无法改变中国钢铁产业缺乏对铁矿石供应价格话语权的短板。这种现状导致大量本应属于钢铁企业的利润流向上游的矿商，把握弥补这一短板的机会，应成为中国钢铁企业在海外投资时的当务之急。
其实，不仅钢铁企业正在寻求提高铁矿石原料自给率的可行路径，部分铁矿生产商也有与长流程企业结合以抗击重大市场风险的想法。2020年，美国铁矿石生产商Cleveland-Cliffs先后并购了大型长流程钢铁企业AK Steel（阿姆科钢铁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美国分部的长流程资产，这使该公司从铁矿石生产商成功转型为拥有铁矿石原料一定自给率的钢铁生产商。该新公司不仅顺利渡过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北美汽车停产潮带来的经营困境，而且为股东们创造了1+1大于2的价值。
总体来说，东盟国家作为一个与中国相邻的发展中的经济板块，具有8000万吨的年钢材需求量和超越全球平均水平的钢材市场成长性，对中国投资者具有不容忽视的吸引力，但未来可能存在产能同质化引发的市场风险。
几内亚湾沿岸地区的钢材市场目前的规模较小，但具有巨大的成长潜力，当地政府也欢迎外来资本对钢铁业的投资，并可为保障重大项目实施出台专项法律。不过，主权风险仍是对非投资的首要风险，投资者必须谨慎对待。
虽然钢材需求在欧盟和北美自贸区都已进入收缩期，但两地市场的总体量、受保护的钢材市场、高度集中的钢铁产能和下游高附加值用钢产能的聚集都为钢铁产业投资者所乐见。中国企业在投资当地的钢铁产能时应注意规避政治风险和监管红线，并力争与势力强大的当地工会组织建立良性互动。除铁矿项目外，中国钢铁企业习惯于在海外投资中获得控股权及经营权，但这个目标在投资欧盟和北美的头部钢铁企业时可能难以一步到位，多步走将是更为现实的路径。中国钢企可以考虑先获得少量股权，等待时机获得更多股份并最终获得控股地位。安赛乐米塔尔为在中国建立滩头阵地就是这样操作的，它先后投资了两家中国钢铁企业，一直都未能如愿获得想要的控股权，但安米选择坚持，多年都未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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